董维键（1892年一1942年），字润因，笔名之学，桃源县盘塘桥人。家世业农，自祖父以来，皆自耕而食。到他父亲时代，家道渐渐丰裕。其父因感于巨室欺凌，遂令就学，意欲于缙绅之列，以与所谓巨室相颌顽。维键却立志救国，发愤读书。常德中学毕业后，维键抱工业救国思想考入湖南省立高等工业大学（今湖南大学前身）。1912年，公费留学美国，此时他认为仅仅学会一种工业技术还是不能救国，必须要从整个国民经济上去求得改良才能救国，转而改学经济。7年苦读，以优异成绩获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博士学位，于1920年学成回国。他先后在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国立武昌高等商科学校和湖南省立高等工业学校任教授。

1924年，国共第一次合作，董维键的思想再次发生变化，向其好友剪伯赞说：“空谈经济改良，不足以救国；要救国，必须革命。”旋即加入中国国民党，任长沙市党部执行委员。1926年7月，北伐军攻占长沙，中国国民党活动公开董维键被选为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宣传部部长，还受聘为湖南省农民协会顾问，被任为湖南省教育厅厅长。在此期间，频频接触毛泽东、董必武、徐特立、郭亮、谢觉哉、柳直荀等，从而奠定共产主义信仰。是年冬，董维键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特派员身份视察指导常德农民运动，发现桃源县政府即将处决十多名因镇压一名作恶多端的保长的农协会员，立即函告桃源县县长予以制止：保长作恶多端，死有余辜；农协会员行为无罪，全部释放。同年冬，长期把持湖南邮政大权的邮务长法国人饶略破坏邮政畅通，危及北伐进军，董维键与谢觉哉、柳直荀等组成“收回中华邮政委员会”，并通告湖南省各县举行示威游行，开展抵制法货运动。饶略被迫于次年1月离开长沙，3月武汉政府明令解除饶略职务，结束了外国人把持湖南邮政的历史。“马日事变” 后，大批中共党员和革命青年惨遭杀害，董维键对其同乡好友及同事张惟一说：“几年来我和共产党人一起共事，深感正直救国救民的还是共产党。要革命，只有跟共产党走。”于是，董、张二人潜赴武汉，在白色恐怖严重的1927年8月，由郭亮介绍同时加入共产党。翌年初，董维键赴上海，在中共中央机关从事国际宣传和情报工作，并以经济学家的公开身份，团结上海文化界进步人士向国民党反动派开展合法斗争。1930年2月，董维键与鲁迅、胡愈之、潘汉年、郁达夫、田汉等人组成由中共中央领导的第一个革命文化团体“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董维键以其渊博的知识著、译进步书稿，进行革命宣传。“九一八”事变后，撰文揭露日本侵略者罪恶阴谋，谴责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国际联盟出卖中国主权的可耻行径。

中共中央由上海转移到中央苏区后，董维键奉命留上海中共中央局工作。1935年7月，该机关再次遭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大部分负责人被捕，董在通知一同志转移时也被捕，关押南京监狱，受尽苦刑而坚贞不屈。剪伯赞闻悉后，曾想通过当时试图与中共取得联系进行谈判“共同抗日”的陈立夫做工作放人，陈立夫一面表示，这个人物太大，不能轻易放人。一面派人向董提出，先将其新著《惟生论》一稿译成英文，以后可以放人。董维键明确拒绝。剪伯赞又请覃振设法营救。197年3月，董获释出狱。两年的监狱生活被折磨得形销骨立，浑身是病。出狱后，赴上海由中共中央安排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任专门委员，兼第三厅第七处二科科长，负责国际宣传和国际情报工作。一年后，董维键随政治部西赴重庆，任战地党政委员会设计委员。1940 年初，奉命赴湘视察政治工作，曾经一次翻车，八次被劫，身体受了很大损伤。同年，应太平洋学会之激赴香港，担任国际问题的研究，旋又应广西大学之聘回桂林讲学。不久以旧病转剧，赴香港医治。1942年3月12日，董刚经过医治手术，不幸碰上日本侵略军攻陷香港，医护人员仓皇逃离，致使董维键陷入于无人护理和照料困境，心情万分悲愤，病情急剧恶化，次日含愤而逝。

迟至当年5月1日前后，重庆始得悉“爱国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战士董维键博士在香港以病与世长辞了”的确切消息。其“总角密友”剪伯赞悲痛欲绝，改客厅为灵堂，家祭亡灵。几天后，郭沫若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在其驻地重庆铜元门天官府为董维键举行追悼会。14日，重庆《新华日报》出《追悼董维键同志特刊》，发表剪伯赞《我所知道的董维键博士》和郭沫若的《怀董博士维键兄》等纪念文章。

董维键的主要著作有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各国民权运动史》、上海昆仑书店出版的《世界农业史》，1933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世界殖民地独立运动》，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与傅勤家合译的（英）C·A·柏尔著《西藏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