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哲禅师，唐澧州人。自幼崇尚高风亮节很早就寄身佛门，潜心佛学。他领会尊师的传授，机敏聪慧，实有灌瓶之妙；参与禅理争论，谈锋锐利，固当重席之美。他深入研究戒律之学，但又主要运用禅定之法进行统摄。他不仅深请大乘佛教中观派的重要经典《中观论》和《百论》，而且精通老庄道学著作《庄子》和《准南子》，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学者型僧人。

僧哲和他同时代的许多僧人一样，思慕圣踪，想到佛教的发源地印度求取“真经”。当时西行求法除陆路以外，如玄奘就是从长安出发经甘肃、新疆、中亚等地前往印度，还另辟海路从广州、交址等地登船，经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抵东印度，然后到印度中部。僧哲走的海路。出发时间大约在唐咸亨二年（671）以后数年，同行者为襄阳名僧灵运和高丽僧人玄游。玄游，梵名般若提婆，意译为慧天。此人精通梵语，并善画，在那烂陀寺绘写佛祖真容和菩提树像，惟妙惟肖。玄游是僧哲的徒弟，随僧哲在师子国（即今斯里兰卡）出家。僧哲遍寻圣迹，礼佛求法，归东印度。行至三摩咀国，其时国王名为罗社跋吒，他深敬三宝，是一位接受五戒对于佛教有很深造谐的居士。他天天造拓模泥像十万躯，读《大般若经》十万颂，用鲜花十万朵亲自供养。王宫内积累的各种供养佛祖的祀品，差不多堆积有一人多高。国王出行，观音先发，幡旗鼓乐，遮日弥空，佛像僧徒前引，国王在后面跟行。王城内居住有四千多僧人，全由国王供养。每日早朝，国王总要先派人进寺庙向僧人问安，然后再处理国事。因此，一时四方的聪明大德、广慧人才陆续云集。僧哲到达该国，在王寺居住，尤蒙国王的特别礼遇。但是，僧哲西行目的是求法，因此他专注于梵文经书，颇有收获。他没有专程拜会国王，但听说当时国王尚在，年约四十余岁。梁启超曾将僧哲、灵运等人置于西行求法者中归留生死无考者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