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前和记者的一次对话会引起如此大的反响，是丘成桐先生没有想到的。因为他原来认为大众媒体是不懂科学家的，他曾经这样反问记者：在制度健全的情况下，媒体为什么要来参与讨论？
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专访时，丘成桐先生对目前国内的高等教育和科研现状发表了自己的尖锐看法(详见本刊2006年7月1日第16期《丘成桐：中国教育走了很多好笑的路》)，他坦言：“中国很多大的项目，表面上请了很多人来，特别是引进很多外国专家，实际上都是假的。”
“中国很多高校唯利是图，就是看钱，看经费，真的研究成果从来不在乎，这是高校的大毛病。”“院士制度根本可以废除，你去找一个在学术最前沿做的有学问的年轻人，问他对院士是什么观感？”……
其中，他就北京大学等着名高校在引进海外人才时造假的指责，“一个在美国的全职教授在国内也拿全职的薪水，就来国内那么短时间，怎么可能会做出好学问？”引发了舆论近期就学术界的讨论高潮──“北大清白门”之争。
7月底，在丘先生发出批评声音一个月后，北京大学就他的观点进行了回应，新闻发言人称：“对北大引进海外人才的说法是一种不负责的说法，歪曲事实，严重侵害了广大海归学者和北京大学的声誉，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并声称将向媒体详细介绍引进海外人才的有关情况，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的说明。
随后，北大新闻发言人表示：“一个得到国内外同行公认的优秀的海外学者，即使完全符合招聘条件的所有规定，还要经历严格的筛选程序。”同时还表示：“长江学者在聘任中，必须接受教育部的履职检查。聘任结束后，北大还要组织全面细致的工作评估，结果报送教育部。严格的选拔制度和评价机制可以确保招揽人才的质量。”
北大发表回应声明迄今已有半个月了，仍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北京大学会拿出相关证明。网络上却出现了一个34人的名单，其中所列人士都是北京大学从海外引进的“长江学者”，有人调查了这些人的海外任教履历，爆料称这些教授其实都是“有海外全职的”。
这些情况是真是假，北大的海外专家引进情况到底如何？8月10日，本刊驻京记者约访此前发表声明的北大新闻发言人，但该先生很干脆地拒绝了采访申请，他说：“该说的我们已经放在新闻网上了。”就在民众都在等待北大的进一步回应时，丘成桐关于中国大学教育和科研的种种看法在高校和网络得到了热切的回应，在某网的网络调查“关于北大‘人才’造假说到底谁在撒谎”中，他得到了91.52%的正面支持。
长久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的种种弊端已为人所诟病，沸沸扬扬的“北大清白门”之争，不过是目前高校众多弊病的冰山一角。事实上，丘成桐，这位“华人数学第一人”、国际最顶尖的数学家之一已不是第一次进入公众视线了。2005年他的“北大清华打压其他高校，令人失望”言论已经为人所瞩目，今年的“中国数学家破解庞加莱猜想”背后又有他的多年参与和推动。
丘成桐先生始终坦言自己不是高等教育专家，“作为一名海外学者，我只能谈谈自己的看法”。但以他的学术地位以及对中国学术界的贡献，我们似乎没有理由不去认真听一听他对中国教育的看法。8月9日凌晨，在多次联系确认后，丘成桐先生终于在他哈佛大学数学系的办公室接受了本刊记者的电话采访。
在电话里，他依然保持着一贯的自信和批评气质：“我也不是想做英雄好汉，只是看到国内这么多优秀的年轻人，受他们的打击而悲观失望、看不到自己前途，进而影响了中国21世纪的发展进程，我觉得很痛心。”
人物周刊：北大认为您“歪曲了事实”，尤其是在海外人才引进的问题上，北大的声明出来后，很多读者和网民认为应该“用事实来说话”，您所知道的都有谁？
丘成桐：那很多。例如数学和力学两个学科直接从海外招聘的特聘教授在海外全都是有全职的，说他们是从海外引进的人才，那就不实事求是了。你们可以从网上查，田刚、夏志宏是海外全职。陈十一、佘振苏是在海外有全职的特聘教授，还有最近的那个葛力明也是海外全职的特聘教授。就数学和力学那几个人，在网上很容易查的。教育部的网站有，海外大学的网站有，你只要随便search一下，很容易就能找到。好多都能查到，简单得很啊。
海外大学的这些网站上，都载有这方面的正式人事资料。至于北大随便讲他们没有问题，那他可以将名单发表嘛。名单发表我们一个个对就是了。北大讲没有问题，为什么不公布名单呢？很简单嘛，教育部的网站倒还没有关掉，你可以去查。
人物周刊：您认为北大在引进海外人才方面存在这些弊端，那么，在您看来会有多严重？
丘成桐：一个学校、学术机构，是培养年轻人的主要机构，是给年轻人作榜样的。共产党有一句名言“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尤其是做学问的人眼睛是雪亮的，北京大学的青年学生也好，其他高校的本科生、研究生也好，都是有可能成为第一流人才的年轻人，他们看到学校不老实，学校引进的人才是假的，他们心里会怎么看？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年轻教师的工资比所谓引进的特聘的教授低得多，相差得很远很远，比讲座教授也低很多。北京大学的老师也好，其他学校的老师也好，我常听他们诉苦，钱不够。他们在那里全时间地教课，做研究，有些年轻教授的成就是第一流的，(却)得到完全不同的待遇，按照现在这样的引进法，他们心里是非常不舒服的。
朱熹平在中山大学能做第一流的学问。除朱熹平外，国内很多的年轻人也都能够做第一流的研究，但是他们现在觉得很伤感：他们做了大量研究，但是得到的待遇和重视，跟海外短期引进的所谓的人才相差这么远。
第三个弊端啊，所谓引进的人才到了北大，或者到了其他大学，他们是大人物，强迫年轻人跟他们走同样的路，把这些年轻人放到他们的研究领域里去。虽然不见得每个引进人才都做这样的事，但是我看到了一些这样的人。这些人跑进来，不但对年轻人没有帮助，而且强迫年轻人走他们走的路，就算年轻人不想做，他们也强迫他们去做，而且还把自己的名字放到年轻人的成果里去。
这样做，对国内的学术研究造成了很大的打击，造成了年轻人宁愿到国外去，也不愿意留在国内。事实上这些年轻人是有能力在国内做研究的。你就可以看出来这些情况有多严重！比如庞加莱猜想，八九年前我就让中国的年轻人去做，结果海外回来的这些人让他们不要做。
人物周刊：为什么不允许年轻人去做呢？
丘成桐：他们要赶快写几篇文章来交差，向政府交差，表示他们有实力作研究。尤其是这些海外引进来的，只来一两个月，甚至一两个星期，他们要赶快有成果，所以他们要年轻人做那些最快、能做出成果的研究，才能够向上报告，才能够得到重视。
人物周刊：近年来，国内名牌高校开始较大幅度引进海外人才，你如何评价其利弊得失?应该如何改善或者做得更好？
丘成桐：能够真正引进人才我想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不反对，而且非常赞成。就好比姚期智(编者注：前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世界计算机领域的最高奖──“图灵奖”获得者，迄今获得此项殊荣的唯一亚裔科学家)去清华，我对他本人很佩服，我对清华大学能够成功地引进姚期智也很佩服。他能够从普林斯顿辞掉所有位子，能够很专心地教课，带了很多学生，这可以说是中国学术成功的最重要希望。
能够大量引进这样的人才我想是很重要的，我觉得清华大学在这方面做得很成功，至少在姚期智引进上，我是非常敬佩的。北大就没有做到这一点。引进××本来是和引进姚期智相提并论的，可是××在普林斯顿是全职的，甚至当初引进的时候在麻省理工也是有全职的，这样做很不好。他没有花很多时间在年轻人身上，可是姚先生却花了很多时间教导年轻人。
姚先生是大学问家了，我也觉得引进海外年轻人也很好，现在慢慢地全职引进了一些年轻人，我们在中国科学院就引进了一些。我就觉得能做到真正引进是非常重要的事，可是不要作假，明明在国外有全职的，却又回来，也说是全职。
北大反反复复地引进××，在以引进××的名义捞取巨额国家经费、把××推上院士、政协委员位置之后，又说××每年来2~3个月，以后计划增加回国时间，而对教育部又说是全职。这就说明了北大的人才引进工作有多么的糟糕，简直是拿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当儿戏！
人物周刊：那为什么这些引进的“特聘教授”不能全职回来呢？
丘成桐：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假如一个教授的目标不是替中国的年轻人服务，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考虑，他们在国外能拿到全职的教职，又能在国内拿到全职，为什么不这样做，而是要离开美国？他们两个薪水加起来，两个好处都有。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很重要，就是20多年来，我感触很深的：假如你还算是个美国的教授，国内对你就非常重视。假如你在美国的教授辞掉之后，国内对你重视不够，因为你就变成国内的教授了。政府没有这么讲，可是我们大体晓得，就是这样的情况。你刚从国外回来头两年还是受到重视，过几年之后你就是国内的教授之一了，薪水开始减，其他方面也不受重视了。还有一个问题，是注重玩弄权术的大学的学术气氛不浓厚，到这些地方的归国学者学问慢慢就不行了。
人物周刊：在您看来中国当前的高等教育体制问题颇多，哪些或者哪几个问题是最亟待解决的？或者说，在您这样一流的华裔学者看来，中国大学最严重的问题有哪些？根本解决之道在哪里呢？
丘成桐：最严重的问题是评审制度。权力操纵在个别人手上，几个和他们所谓“同舟共济”的人控制着经费，科技部、基金委的科研基金和教育部基金都是，院士评审、评奖也是一样。在中国做学问好的人都想做院士，做不上院士就好像完全没有面子，所以那些想当院士的就想尽办法去向那些掌控院士选举的人叩头，同时宁愿改变他们做研究的方向来让那些人高兴。这种做法到处都是，我觉得很悲哀。
开始学问做得不错的数学家为了做院士，宁愿置自己的学问于不顾，用很多不同的手段去逢迎院士。凡是接触到某些院士的错事和坏事时，谁都不敢讲话，为了做院士要讨好他们。年轻人的科研基金和经费都要这些院士来评审，都怕院士。全国数学界有20多个院士，有七、八个是不管事的，因为年纪大了，剩下的那十几个就管着全中国数学的方向，他们就有这个权力，谁敢讲他们不对的话，谁就遭殃。到这种地步学问还能做成功，我想是不太可能的。
人物周刊：有人说中国是“运动办学”，有各种各样的工程，比如“211工程”，“985工程”，这种运动对大学发展有什么作用？不论是奖项、还是基金都需要评委来评，怎样才能做到公平、公正、公开？
丘成桐：我想，要加大评委的来源，不能够单请中国的专家，坦白讲中国数学研究的方向并不是世界数学研究的趋势，我想请国际上的专家来帮忙是很重要的，其实对中国来说没有任何羞耻的地方。在美国，我们要评审一个重要项目时，也请欧洲的专家、亚洲的专家来帮忙。欧洲的项目，也会请美国的专家帮忙。
我觉得中国目前来看，重大的项目，小项目也一样，要加大评审专家的量，让专家能够表示意见。同时在选举院士或者在评阅大项目的时候，应该用纯粹学术的资格，就是用学术内容来作评审，不应该涉及到人事关系。现在往往是某某教授学术上没问题，有些院士们就讲这个人的人格有问题，用这种手段来制止这些人的提升，这是一个很糟糕的事。用非学术的方法来打击有学问的人，让很多人觉得很气愤，包括我的老师陈省身先生，在生前也是无可奈何。
假如评审委员会邀请相当多的非华裔的有学问的专家在里面，事情就非常容易得到解决。现在中国不愿意做，就是因为这些既得利益的教授们拒绝海外专家进来，因为请这些人进来，他们的垄断地位就没有了。
人物周刊：北大特地安排新闻发言人就引进海外学者予以回应，这是否在您意料之中？
丘成桐：这就是利益关系很严重的问题。假如北大承认错误，那他们申请到的经费怎么办，很多经费都是骗来的。××当了北大数学中心的主任，拿了国家一亿多的经费，就是因为从海外“引进”了他。还有很多项目都是这样。如果他们承认了错误，那这些经费都是很有疑问的。不单是声望的问题，也是金钱的问题。
我晓得很多既得利益团体对我的这些批评非常不满意。我也不会相信他们不会反击，但为了国家我不在乎。我也不是想做英雄好汉，只是看到国内这么多优秀的年轻人，因为他们的打击而悲观失望，看不到自己前途，而影响了中国21世纪的发展进程，我觉得很心痛。作为中国人，我觉得我有义务和责任替国内这些年轻科学家找个出路，否则的话他们只能去美国，不能在国内做好的学问。
假如最终不能替中国数学界培养年轻人的话，我就不想再来中国了。我在中国做了很多事，主要目标就是为了中国培养人才，无论是利还是名，我都没有兴趣。假如我做的事情因为北大的打击不能成功，也不能补救，我也就没兴趣再来了。这是在浪费我的时间，我现在还在做最前沿的研究工作，我为什么不在数学上多花点功夫呢？而要和这种人搞在一起。
人物周刊：在您看来，中国和世界其他发达国家在高等教育方面的最大差距在哪里？硬件、软件还是制度？
丘成桐：都有。硬件是最容易追上的，现在有些中国大学(的硬件)比我们这里(哈佛大学)都好得多。这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人才和制度。
人才问题，最重要的是年轻人。我讲了很多问题都是有关年轻人的，整个西方高等教育做得最好的是美国，美国有一个良好的系统，它的核心精神就是要培养年轻人。研究生院培养研究生和博士后，我们学校(哈佛大学)基本上都在全心全意地培养这些年轻人。
可是我们国家刚好相反。我们应该给研究生很好的待遇，让他们不要出去兼职。哈佛的博士只要能做出成绩，马上就能提拔得很快。这一点在国内是做不到的。国内所有的好处、所有的荣誉，都要留给院士。可在美国只要能做出第一流的学问，马上全世界就都知道了。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做法。如果中国的年轻人做了好的学问却不能提拔上来，我看中国成为科技大国是不可能实现的。
人物周刊：您反复提到中国科技发展的关键在年轻人，那您怎么看中国现在老一代的科技工作者呢？
丘成桐：我并不认为老一点的就没有希望，我现在还在做第一线的研究，我们愿意帮助年轻人上去。可是中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有十年的断层。所以中国出现了一个五十到六十岁(科学家)的断层。这些人的能力是比不上从前年纪更大的那些人，我对这些年纪大的人很尊重，可是五六十岁的科学家并不见得是最前线的，我们尊重他们，并不表示要按照他们的意思去做。老院士们懂得自己的地位，他们不会乱搞。相对年轻些的那批(院士)，有很多人的做法就像文革时一样，对年轻人有很大的损害。
人物周刊：中国很多大学都在讲自己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您觉得可能么？最大的制约因素是什么呢？
丘成桐：还是年轻人的问题。这些大学如果他们是真正地在培养年轻人，五年内就能成为第一流的大学，我是说在一种完美的情况下。为什么呢？一个中国的学生来我们哈佛大学，五年内他们可以做成一流的工作。毕业以后七八年内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可以成为第一流的人才。就是说，从一个有基础的年轻人做到有世界第一流学问的人，也就是七八年的功夫。这在一个完美的制度和完美的学风下是可以做到的。
可是在中国目前的情形下，做不到。就是因为这些年轻人没有得到良好的训练，没有得到学校的重视。就研究生来讲，他们要兼职，没有办法把全部时间用来做学问。导师本身也不是第一流的，然后是来帮忙的学者，好的也就来两三个月，不好的来了心思也没有放在年轻人上面。
可是真要做好也是有可能的，比如姚期智，我相信在不长的时间内，他可以在理论电脑方面带出一支优秀的队伍来。可是我们有多少有学问的人愿意做这样的事？我们需要大师级的人，也需要真正愿意做事的人真正全职地回来工作。
问题是他们急功近利，只有(引进海外教授数)量上的要求，只讲究形式化的东西。我举个例子，1997年，北京大学请我去做他们数学系一个研究所的主任，我的名字始终被他们挂在那个上面，可他们从来没问过我有关学术上的事情，也不告诉我他们在那边做什么事情，到了去年年底我才晓得他们挂了我的名字，我要求他们把我的名字取下来。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不重视实质而只重视虚名。我的看法是，如果年轻人有应得的学术自由，有发展空间，这个国家的学术就能很快地发展起来。
人物周刊：中国的高校还存在着很强的行政化趋势，还在评级别，比如大学评为部级、副部级，您怎么看？衡量大学成功的标准是什么？
丘成桐：这就是私立大学和公立大学的区别。有几个层次的问题。比如以美国来讲，美国前十名的大学大部分都是私校。私校的灵活性要大于公立大学，可是并不能够表示公立大学没有好的。伯克利(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都是名校。
中国却是硬性规定一些大学得到特别的关注，比如北大和清华。我们哈佛大学也向政府拿钱，但我们向政府拿钱的方法是公平竞争，不是说因为我是哈佛大学我就拿一大笔钱，相反很多时候因为你是哈佛大学，政府反而不给你钱。他们讲反正你要做这个研究，我们不一定要帮你忙。政府是根据大学里面教授的研究能力和研究潜力来给钱，我觉得这才是政府支持高校的方法。
只是因为它叫北大或者清华就给一大笔钱，我觉得不是最好的。北大、清华是有着很大优势的，因为全国最好的高中生都想去。他们很容易录取到第一流的学生，却不见得有一流的训练，我对北大尤其失望。教育部给他们的经费很多，还有很多其他名目的经费。我想这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大学得到的经费不是通过申请、公平竞争拿到的，学术是做不好的，这是我个人的经验。
所以我觉得大学之间应该存在竞争，譬如说南京大学做得比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好，就应该多得到经费。反过来也一样，如果北大、清华做得好，我们也应该表扬。应该是一种公平的竞争。
人物周刊：近几年来大学得到了很多办学经费，名牌大学更是这样，可是落在学生头上的却非常少，奖学金还很不发达，学费负担相当重，您觉得经费应该如何分配？
丘成桐：就我看来，研究生的资助费用应该大幅度提高。要做到他能不去外面兼职而能维持生活，能全心全意地做研究。到了研究生阶段就已不是小孩了，他们应该有能力去生活，有能力去买书，现在很多研究生连买书的问题都没有解决，这是很不幸的事情。我想大力资助研究生是第一个重要的事情。
可是也因为这样，研究生的素质要注意，大量招收研究生，因此研究生的素质是得不到保证的。研究生要精。我想，第二个要大力支持的是博士后和毕业没多久的年轻教师。因为这个时刻是他们做第一流工作的最重要时刻。他们目前待遇太差，还要考虑怎么资助家里。我想大学的经费应该主要用在这方面。有多余的钱再来搞人才引进。如果是引进姚期智这样级别的人才又另当别论，中国要重视。因为大师级的人才会对中国的学术起到指引方向的作用，就像华罗庚先生、钱学森先生当年从国外回来一样。我们讲“大海航行靠舵手”，学术上确实需要舵手，而且必须是全心全意的。
人物周刊：“教育产业化”一直是中国高教的热门话题，我们上次采访您也谈到了，在您看来，大学存在的价值是什么，大学应该怎么回馈社会？
丘成桐：我很反对这个(产业化)。我反复强调大学的责任在于替社会培养人才。对于产业，大学是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时间去管理的。很多大学教授带着自己的学生去那里做事，而不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这种情况是完全没理由的。我本人培养了五十多个学生，我觉得我本人是在为社会服务。如果中国的教授每一个能培养几个有为的年轻人，让他们去社会做事，高科技也好，银行业也好，都一样的。
大学是一个赔本生意，不应该看作是要赚钱的，不应当用金钱来衡量。因为人才是整个中国最需要的，用金钱来衡量是很不应当也很不道德的事情。
人物周刊：中国大学这些年搞扩大招生，您怎么看这种扩招现象？
丘成桐：在香港也存在这种问题。我批评过很多次，很多高校的校长也同意。其实在这点上，中国可以学学美国(我不是讲美国的好，但是他们有经验，我们要学)，比如加州，有很多不同level(水平)的大学，有伯克利、UCLA这样的名校，也有很多很普通的学校，这些学校的学生就是要出来在社会上做事的。因为有的学生根本就没有兴趣做研究，又何苦要逼他们呢？就像美国有很多的state college(社区学院)，就是他们最好的选择。
家长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不去college，去名牌大学，可是名牌大学人多了也不好，这必须是一个要把关的事情。北大、清华和职业学校相比责任是不一样的。
人物周刊：这两年香港的大学来大陆招生，以往是优秀的大学生毕业后到国外读研究生，现在连高考的学生都被抢了，您觉得香港的大学优势在哪里？他们对内地大学的冲击有多大？
丘成桐：我想是非常好的冲击。中国有这么多优秀的年轻人，很多都被埋没了，香港的大学能够来内地和北大、清华抢学生，为中国培养第一流的人才，这绝对是好事啊。有竞争才会有进步啊！
北大、清华要办得更好才能留住这些学生。因为第一流的学生不会因为钱的问题去哪一个大学，最重要的是看他们的前途。就像我当初去美国伯克利，周围的同学都是第一流的，我刚到的时候还在想我一直是第一流的，怎么到这里，同学和我都差不多了，那我就只能去努力，追赶他们啊。
可是最怕的是不准你们这帮家伙在这里招生，用行政的方法。世界在进步，我们也应当进步啊。
人物周刊：中国的大学目前还做不到“教授治校”，行政力量对教学科研的影响还非常大，您怎么看？
丘成桐：我不是研究高校制度的专家，我只能够讲，能够让学生和年轻教师发挥所长的，就是好的管理体系。教育部应该在这方面做一个好的研究。举例来说，现在院士正在全权控制学校的行政，很明显这个管理体系是不行的。我相信好的管理体系也一定能够找到。
人物周刊：您觉得，科研和教学哪一个重要？国内很多大学，名教授是不给本科生上课的。
丘成桐：这是分不开的，只是在中国经常要人为地分开。一个好的做科研的教授一定要有好的学生。譬如哈佛大学，最出名的教授非要去教本科不可，否则哈佛不会留他的。我们认为一个好的名教授，不单科研重要，好的教学一样重要。为什么我们觉得教学也很重要呢？因为我们发现假如教学教得不好的话，对他们研究也没有什么好处。他的研究会衰落下来的，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
我们所有的地方都注意教学，不单是为了培养下一代，也是为了提高自己。你要晓得年轻人有很多想法，是我们年纪大一点的人不晓得的。我们不和他们接触，我们得不到他们这种活力。年轻人的活力对于年纪大的教授有很大的好处。
你说硬性的规定有没有？我印象中是没有的，但是每一个教授都要教本科生的，这是一个common understanding(常识)，我们所有的department(系)、所有的教授都要教本科生的。
人物周刊：最近国内出了很多海归学者造假事件，比如清华的刘辉，上海交大的陈进，这样的造假情况在美国多吗？美国会怎么处理？
丘成桐：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会成立一个正式的委员会，委员会不单要有本校的人，还要有海外的专家、其他学校的专家。如果经过调查发现是真的，我们马上就把他fire(开除)掉，有时涉及到刑事问题了，我们就把他送到州政府去。就像这次上海的事情(交大“汉芯”事件，我想也应该有刑事问题。我觉得中国现在的处罚都太轻了，没有触及到重点。如果涉及到上面的领导，是一定要去追查的。
人物周刊：不管中外，校长对于一个大学的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现在很多校长都是官员转来的，您怎么看？而且校长都是院士，一定需要么？
丘成桐：我觉得没有必要(院士当校长)。坦白讲，有学问的不一定就是院士。校长的选拔应该将网络放得越大越好，当然，有过教书或行政经验的比较好。坦白地说，就算是挑选外国人作校长也没有什么不对的，问题是他是不是真心真意替中国人做事情。
人物周刊：您提过如果中国的大学还是这个样子，您就彻底失望了。如果继续按照现在的路子走下去，您觉得会怎么样？
丘成桐：按照现在的路走下去，我觉得某些方面很危险。我对中国教育的期望很大，中国优秀的学生和优秀的年轻教师很多，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够把他们培养出来。如果能培养出来，那就像原子弹爆炸一样是不可限量的。而不要像现在这样压制他们，让他们都跑到美国去了。
人物周刊：那在您看来，中国教育向前发展的最大推动力是什么？
丘成桐：在中国目前的情形下，只能是最高领导来推动。有关学校和院士们的利益盘根错节，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实在是很难变动。每一个大学都有自己的活动能力，举一个例子，我批评北京大学，北大的某些有权的朋友就会非常不高兴。到处都有这些大学的势力范围。
人物周刊：大学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丘成桐：替我们国家、替全世界培养人才，培养领袖人才，培养能够为社会服务的人才，培养能够推动人类认识自然界、认识世界的人才。让我们的境界能够得到提升，能够和世界上的文化结合起来，这才是大学应该做的事情。
人物周刊：在上次对话时，您说不在乎媒体的作用，因为媒体不懂科学家真正的价值，现在国内都在密切关注您和北大之间的这次争论，您认为媒体应该对此持怎样的一个态度？
丘成桐：假如是在美国，学术系统建设很健全的地方，我想不需要媒体起作用。可是在中国，假如要中央重视，媒体如果能够很健康地报道，让中央和老百姓都能了解到问题所在，还是能起到很好的作用。中国需要客观公正的舆论监督。
“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是我国政府为吸引和造就一批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学科带头人而于1998年开始设立的。长江学者包括特聘教授和讲座教授，聘任范围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实行岗位聘任制，聘期为三年，在聘期内享受长江学者奖金，主要由教育部人事司负责日常工作。
特聘教授和讲座教授除了在聘任要求方面略有不同之外，在工作时间和薪酬方面也有不同：工作时间。特聘教授必须保证聘期内每年在受聘高校工作9个月以上。讲座教授则要保证每年能在受聘高校工作3个月以上，因特殊原因，最少不得低于2个月。
特聘教授奖金为每人每年人民币10万元，同时享受学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供的工资、保险、福利待遇。讲座教授奖金为每人每月人民币1.5万元，按实际工作月支付。高校还必须为聘任的特聘教授、讲座教授配套必要的科研经费，并提供良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其中，自然科学特聘教授科研配套经费不低于200万元，人文社会科学特聘教授科研配套经费不低于50万元。
教育部和高等学校支持特聘教授、讲座教授申请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并通过项目牵引组建创新团队。对其中优秀创新团队，教育部将给予重点资助。
2006年5月，上海交通大学发布了《上海交大关于“汉芯”系列芯片涉嫌造假的调查结论与处理意见的通报》，决定撤销陈进上海交通大学微电子学院院长职务；撤销陈进的教授职务任职资格，解除其教授聘用合同。
与此同时，科技部决定终止陈进负责的科研项目的执行，追缴相关经费，取消陈进以后承担国家科技计划课题资格；教育部决定撤销陈进“长江学者”称号，取消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资格，追缴相应拨款；国家发展改革委决定终止陈进负责的高技术产业化项目的执行，追缴相关经费。
事件当事人陈进系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电子及计算机工程博士，原上海交通大学微电子学院教授、博导，并担任院长、芯片与系统研究中心主任，信息安全芯片研究所所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在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汉芯”中，陈进雇用民工将从美国买回的芯片表面原有标志用砂纸磨掉，再加上“汉芯”标志，就轻而易举骗取了国家上亿元科研经费，并在职称和职务上名利双收。后经“汉芯”团队内部人士举报，国务院会同多部门特派出调查组进行查证才得以真相大白。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汉芯一号”制造时，该项目就通过了国家专家组的验收，有专家甚至说：“‘汉芯一号’的研制成功标志着我国(在DSP方面)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开始掌握了核心技术，标志着我国技术力的提高，为今后的产业发展奠定了很好的技术基础和技术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