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的省政协副主席陈彰嘉同志，不仅是我德高望重的老领导，而且和我都是澧县石公桥的儿子。他的老家关家岭和我们石公桥历来就是一个行政小区，无论是民国的“保甲”，还是五十年代的“社队”，即使一九六二年从石公桥大队析出关家岭大队，但却永远改变不了他老家离我们仅一华里的事实。

一

　　我是一九七零年十月从父亲口中才知道彰嘉同志的。那时我在澧县五中读高中。

　　星期六下午，我步行三十里回家改善生活。刚到家坐下，父亲从大队开会回来，一脸灿烂，一进门就喊：“哎，了不起，彰嘉当县委了！”母亲惊讶地说“真的，发篾匠的儿子这么有出息！”父母用赞许的目光看着疑惑中的我们姐弟仨，告诉我们，彰嘉姓陈，四兄弟，他的老家就在小姑妈一个生产队。他是老大，靠父亲一把篾刀，刻苦学习，读完了大学，不仅当了国家干部，而且现在升了县委领导。从父母对彰嘉的称赞中，我体会到了他们的期盼。虽然父母不会说孔夫子的“学而优则仕”，但他们经常讲“养儿不读书，养的一头猪！”。然而，尽管我家距彰嘉老家近在咫尺，但我总觉得远隔千山万水。

　　接下来，关于彰嘉儿时的佳话在乡亲们中流传。彰嘉出身贫苦，晚上在煤油灯下学习到深夜，白天两头摸黑地放牛、砍柴，经常带着钉耙粪筐上学去，满筐粪料放学回到家。还有的说，别看彰嘉读了那么多书，但他的农活很理手，一股倔劲，十多岁就会犁耙功夫。他年少个矮，耕田时犁掉不过头去，索性就用头和肩膀顶。由于他既聪明又刻苦，从张家庵小学启蒙，一路顺风地读到大学毕业，是石公桥的第一位本科大学生。

　　再一次被彰嘉同志所震动，是他在界岭公社任党委书记的时候。他带领干部群众创造了“大旱之后无大荒”和远近闻名的“界岭经验”。

　　一九七二年，澧县出现特大干旱，一至八月降雨量不到常年的一半，六、七、八月干旱非常严重，塘坝基本干涸，溪河断流。地处丘陵地带的石公桥，旱情更加糟糕，尽管借用两台抽水机，调动全大队所有水车，从石公桥水库昼夜引水，但最终无济于事。尤其是失收的晚稻田干涸开坼，连旱粮作物也无法耕种。

　　突然有一天，大队通知我们全校老师，自带锄头去八生产队开现场会。会场在七斗丘，两头黄牛拉着石磙在田里兜着圈子，将干涸而坚硬的田土碾松，扬起低薄的灰尘。刚从界岭公社参观学习回来的大队书记杨翠云同志传达精神，自豪地介绍界岭公社“挖板田，种秋荞”的抗旱秋种经验。我们参加会议的同志一字摆开，挥起锄头，挖开已经松动的旱土。会后，我们老师也和大队干部一样包干负责到各生产队，组织挖板田种秋荞。实践证明这个最原始的耕种办法真还奏效，当年秋荞大丰收，基本解决了群众粮食青黄不接的问题。

　　“挖板田”经验就是彰嘉同志创造的：晚稻基本失收，秋季作物又没有办法种下去，刚就任党委书记的彰嘉同志心急如焚，在调查中琢磨出这个权宜办法，于是召开现场动员会。参加会议的社队干部陆续来到现场，只见彰嘉同志戴着草帽，打着赤膊，光着脚板，抡着锄头，汗水滴在翻开的土块中，尘土溅扬在他黝黑的双腿上。干部们在迟疑中纷纷下田挥舞锄头。直到这丘田挖到尽头，彰嘉同志才说了一句“开会吧！”

　　后来，关于彰嘉同志的故事陆续传从界岭传来：为了弄清界岭公社后进的原因，寻找发展路子，彰家嘉同志经常扮成收狗粪的农民，深入到群众中微服私访；为改进干部作风，他身先士卒，一身农民打扮，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并在劳动中当众勒令一位公社干部卸下上海牌手表。他和农技人员一起研究，改种杂交高粱，使粮食产量翻了几番；在界岭工作两年，老家就在隔壁，一直没有回家。母亲病故，他傍晚回来守灵，清晨就回到了界岭。

　　最精彩的，要数雷同志亲历的那个故事。雷同志是在我们大队办点的公社干部，之前在界岭公社与彰嘉同志共事。这故事就是他告诉我的。

　　那年春插时节，阴雨连绵。那天中午，仍然下着小雨，雷同志打着伞，穿着靴子，在田边巡回检查插秧质量。他从一溜插秧手望过去，发现一位穿着新蓑衣戴着旧斗笠的男人，插秧速度较快，但行距株距不够整齐。强烈的责任感驱使原则性很强的雷同志大喝一声：“喂！穿新蓑衣的，没对整齐！停下来，停下来！”

　　穿“新蓑衣”的缓缓伸直腰杆，劈头一句：“那你下田栽几行给我们看看吧！”

　　雷同志大惊失色，迅速脱掉靴子，下田冒雨插秧。

　　原来穿新蓑衣的就是让任不久的党委书记彰嘉同志。

二

　　一九七七年初冬，我终于见到了大名鼎鼎的彰嘉同志。此时我担任石公大支部书记三年了。

　　那天上午，公社电话通知我，下午四点钟，去公社参加县委领导召开的座谈会。其实只有同车大队的陈本春、兰田大队的杜方翠和我共三个人，而且只是个别座谈。

　　土屋里仅两个男人，其中一位四十来岁男子，身材武短，皮肤黝黑，表情严峻，一眼就知道他是县委副书记彰嘉同志，我脱口而出：“陈书记，您好！”。听说我是石公大队的，他脸上掠过几丝笑容。务实的书记没有任何闲话，开门见山，直入正题：“今年冬修，你们大队怎么打算？”我诚恳地向他汇报“三个一”的冬修计划，他详细记录，时而点头，最后问：“完得成吗？”我的回答很坚定。

　　出乎意料的是，几天以后，澧县县委召开冬修工作电话会，彰嘉书记做报告，我边听边记录，突然“石公大队的‘三个一’”一段话，震动中耳，十分激动，压力倍增，如坐针毡。

　　在彰嘉同志的激励下，我们大队在出色完成县、社冬修任务的同时，党支部带领群众苦干实干加巧干，胜利实现了“三个一”计划：从铁匠铺山岭上的山门干渠开口，沿驮背岭修造了一条两公里长的高标准灌渠，解决了沿线八个生产队近千亩水田旱地的灌溉问题；从羊耳山煤矿亘山工区至大队部修建了一条两公里长的简易公路，极大地方便了交通运输和群众出行；通过清淤、堵漏、固基、加坝等措施，整修了一批堰塘，为春耕生产做好了蓄水准备。实际上，这三大工程至今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九八七年春夏之交，彰嘉同志又一次面对面地领导我的工作。

　　此时的彰嘉同志已担任地委书记四年之久。他心系基层，心系农村，心系农民，为了探索县直部门给乡镇放权的有效途径，他亲自挂帅，带领十多个地区直属部门的负责人组成工作组，在桃源陬市镇办“部门放权”的试点。我当时是地区供销社副主任，代表供销社参加地委工作组，负责县供销社下放乡镇的试点工作。从那次试点的初衷和实施的结果来看，彰嘉同志是一位作风民主、求真务实、客观公正、决策科学的领导干部。

　　当时，对供销社下放，部门和乡镇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见。我和县社文世忠同志，经过半个多月的广泛调查和政策研究，得出了基层供销社和公司站不能下放乡镇的结论。并以工作组的名义形成三个材料：即《关于陬市地区供销社体制的调查报告》、《关于基层社的隶属关系的辨证思考》和《关于陬溪供销社深入改革的意见》。

　　我们认为：供销合作社是独立的农民群众集体所有的合作商业，是自上而下的经济联合实体，下级社是上级社的社员社，没有基层社就没有县以上的各级联社，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供销合作社是城乡经济交流中的一条重要渠道，改变隶属关系，渠道就不通了，而在农村商品生产日益发展的形势下，基层社更需上级社在信息、技术、仓储、加工等多方面的服务；供销合作社具有“一身二任”的特点，既为农民生活、生活服务，又承担国家委托的商品购销任务，它不同于乡镇企业，不归乡镇所有，而且历史教训深刻，不能重踏覆辙。因此，基层供销社不能下放。但鉴于陬市镇有区、镇两个供销社，建议合并后进行按供销合作社章程进行内部改革。

　　彰嘉同志在审阅三个材料后，又专题听取我的汇报，最后果断拍板：“供销社不下放，就按你们这个方案抓落实！”于是，地委工作组批准了《关于陬溪供销社深入改革的意见》。工作组和县供销联社立即按批准的方案实施，改革的结果证明当时不下放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三

　　今年清明时节，我回老家挂山，在张运思老师家同彰嘉同志的胞弟、小学同学、儿时朋友、村组干部进行座谈，追忆了彰嘉同志儿时岁月和他的故乡情怀。乡亲们对儿时的彰嘉，交口称赞；但对亲情乡情中的彰嘉，在赞许和理解中，也没少埋怨和误解。

　　少年彰嘉，比我过去听说的更加感人，特别是他的吃苦实干精神非一般人所为。他父亲是知名的篾匠，因工夫忙，农活就自然地落在老大他的身上。为了确保学习生产两不误，他经常是白天甚至晚上赶农活。乡亲们都还记得，那年暑假，他趁月色耕完八斗丘（四亩），清早再去县二中报到读书。

　　在乡亲们眼中，彰嘉同志律己严格，公道正派，大公无私，从不为亲友、家乡搞特殊照顾。彰嘉有三个胞弟，八个侄儿侄女，都是地道忠厚的农民。大弟、二弟之所以没读书，是因为要保大哥读书，而他们却没有得到大哥的特别回报。大弟一辈子务农；二弟中年时在一次劳动中不幸身亡。小弟年轻、有文化，有能力，又是共产党员，一九七五年，县水利局拟将他招收为职工，正在办手续时，彰嘉同志知道了，立即被制止。此时他任澧县县委副书记，主管农村工作。二弟媳为其女儿在地直单位找了一份炊事工作，也因担任地委书记的大哥彰嘉不同意而流产。

　　彰嘉青少年时的几个朋友、同学，对彰嘉同志既褒奖，又埋怨。他的一位发小，尽管催促几次，但直到座谈结束也没到场。这使我们自然地谈起已经作古的舫书记。

　　舫书记是七十年代协助我在大队工作的副书记，是彰嘉同志的好朋友，他在高级社任职时曾资助过彰嘉读书，两人关系一直很密切。我在大队工作的那几年，物资相当匮乏，特别是化肥农药吃紧。当时彰嘉是分管全县农村工作的副书记，掌握着县氮肥厂碳氨分配权力。我和支部的同志曾几次委托舫书记给彰嘉书记汇报，解决几车化肥指标，但没有哪一次不是空手而归。舫书记的女儿业菊在县委工作组工作多年，彰嘉同志也没特殊照顾，既没转干，也没招工。舫书记的儿子南方，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市教委工作，乡亲们都以为是当时的地委书记彰嘉同志发挥了作用。实际上与彰嘉同志无关，南方是物理系主要学生干部、成绩拔尖，由学校推荐、市教委选定的。学校和教委根本不知道舫书记和彰嘉同志的关系。

　　还有几件事，我至今为彰嘉同志叫屈。

　　彰嘉同志在任常德地委（市委）书记期间，曾几何时，社会上流言四起，说他五十大寿、嫁女儿，先后在澧县大摆宴席，大收礼金。对此，我不信，当时就调查了他的邓秘书（我的大学同班同学）、亲友和澧县的知情人，结论是“莫须有”。本次回家又再问此事，依然是“莫须有”。他老弟说，大哥生前仅就在他治疗肺癌出院后摆过答谢酒。

　　“澧县帮”的流言。在八十年代按干部“四化”标准提拔在领导岗位的澧县藉干部，只要提起所谓的“陈彰嘉搞‘澧县帮’”，至今还有气。他们中许多同志在彰嘉同志任地委书记前就已经在常德工作多年了。尽管我工作时间不长，但也与“澧县帮”不着边际。一九八五年我提拔为地区供销社副主任，当时行署机关和供销社议论纷纷，以为是彰嘉点名提拔的我。我自一九七六年冬参加座谈与彰嘉同志见面不到十分钟，直到供销社任职这九年时间里，我读大学，留校工作，又调行署办，彰嘉同志一概不知，直接点名提拔我是完全不可能的事了。另外，一九八九年八月至一九九零年七月，我在省委党校领导干部培训班学习，也有人认为是彰嘉点名培养我的，其实不然。其间，我在市委遇见他，他问我在干什么，我说读书的事，他似乎不知道。其实，我那么年轻就走上领导岗位，除了我单位领导积极举荐外，完全是得益于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改革机遇，占了“年轻化、知识化”的便宜。